本月19日，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》在立法會三讀通過，標誌着香港在回歸近27年後，特區政府終於履行了《基本法》23條的憲制責任，補上了國安法制方面的最後一塊短板。可是作為負責任的時事評論員，實在有義務提醒大家，千萬不要在本地媒體一片謳歌之聲下，逐漸迷失自我，甚至因而產生錯覺，誤以為香港在完成23條立法之後，便可高枕無憂。我們必須居安思危，才能避免誤判，並把潛在的危機扼殺於萌芽時期。
然則，立法後香港面臨的潛在風險，究竟又有哪些呢？首先必然是境外勢力的抹黑和各類反制措施，特別是北約成員國，均以美國馬首是瞻，而且從未摒棄過冷戰思維。與此同時，美國自2016年開始，便調整了對華政策，所以一直希望透過扶植和絭養反對派，使他們成為美國的在地代理人，再協助他們奪取香港的實質管治權，從而使香港成為其刺探內地情資的跳板，以及顛覆國家根本制度的基地。
某程度而言，2019年修例風波的爆發，便是如此地緣政治背景下的產物。雖說中央制定《港區國安法》後，這場風波算盤被成功平息，主要的亂港頭目要麼正被還押，要麼逃往海外，餘下的殘餘勢力，又在完善選制和地區治理之後，徹底地從現有建制中退場，但是他們及其幕後金主，難道會因此而善罷甘休嘛？想一想也知沒甚可能，近年網上零散出現的軟對抗文宣，便是明證。
正是這樣，我們便不難明白，何以在港府通過23條立法的一刻，美國及其附庸會有如此激烈的反應。跟《港區國安法》不同，23條完善了國家秘密的防護法制，勢必讓境外勢力更難進行諜報工作。另一方面，草案除了修訂了原有的煽動意圖罪之外，亦有新的法例防範外國干預，提高了本地亂港分子能夠發動「軟對抗」的門檻，亦增加了他們跟境外勢力勾連的難度。
是故，早在港府就23條立法展開公眾諮詢之時，境外勢力和媒體已開始連番發功，其焦點亦主要放在抹黑「洩露國家秘密」和「境外干預」的條文之上，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，今次港府在建制派全力配合之下，在短短11日之內便完成所有立法程序，打了對方一個措手不及，讓他們即使想發動針對23條的認知作戰，也沒有足夠時間籌備，只能在23條極速立法之後，循例地發表一些所謂的譴責聲明。
不過我們也能預料，即使境外勢力今次阻撓不了23條立法，對方也很有可能採取反制措施，如：歐洲議會對華關係代表團主席比蒂科夫(Reinhard Butikofer)便在評論23條立法時，建議歐盟制裁特首李家超。與此同時，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（CECC）在23條立法審議期間，已經去信國務卿布林肯，要求美國政府保護在港的美國人和機構，加強制裁香港官員，提高對香港的旅遊警示。
當然，對於已被美國制裁的香港主要官員來說，即使歐盟加入制裁行列，其影響相信不會太大，但是美國在去年底，已有跨黨派議員提出所謂的《香港制裁法案》，要求拜登政府香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、高等法院國安法官杜麗冰、區域法院國安法官陳廣池、區域法院國安法官郭偉健、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楊美琪，以致政府外聘檢控官吳美華等，合共49人列入制裁名單，此一法案會否在23條立法後通過，並在未來影響到香港的檢控力度和法院判案呢？相信這是一個關注的問題。
除了以制裁手段意圖干預香港司法之外，境外勢力亦有可能玩起「經濟牌」，例如向外企施壓，逼使對方從香港撤資，再利用旗下外媒，將外企撤資的原因，歸咎於23條立法「破壞」了香港的投資環境，藉此煽惑部分港人怨恨特區甚至是中央政府。此招早在本月初，美國駐港總領事梅儒瑞接受訪問時，已暗示香港有業務的美企，將在美國面臨壓力，因為他們「必須注意他們在國會山莊的聲譽」。
在此情況之下，由於香港奉行「一國兩制」，並在《基本法》第112條規定下，不實行任何外匯管制，以此確保資金能夠自由流動和進出，意味着華府假如在23條立法後，向香港有業務的美企施壓，亦只能任由對方撤資。然而，我們似乎亦毋須過份憂慮，因為華府早在3年多前的《港區國安法》出台後，已經玩起這樣的經濟牌，能在華府施壓下選擇撤資的外企，預計亦已走得七七八八，我們因而有理由相信，現時選擇留下來的外企，只會看重在港營商的利潤前景。
由是觀之，在反對派從現有建制退場之後，境外勢力針對香港的手段，似乎只剩下製造國際輿論、制裁港官與司法人員，以及向香港有業務的外企施壓，逼使對方撤資。除此之外，境外勢力亦有可能慫使金融「大鱷」，拋空港股與港元，再透過炮製負面的國際輿論，藉此誘使股民恐慌性拋售，從而達致狙擊香港金融系統的目的。是故，當局應該在此三個層面加強防範，隨時準備抵禦外部勢力發動的輿論、法律和金融戰，同時要提高整個治港團隊的組織和紀律，避免被「第五縱隊」匿藏在建制之內，再到關鍵時刻渾水摸魚。
文：陳凱文
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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